这些年我老做一个梦。
梦里还是青阳县那条老街，雪下得铺天盖地，一个女人裹着旧棉袄在我前头走，一条乌黑的辫子在后背上一甩一甩。我喊她，她却不回头，我就跟在后头追，她的背影越走越远，到最后只剩我一个人，站在白茫茫一片里，张大了嘴，怎么也喊不出声。
我离开青阳县好些年了，书念了不少，人也见了不少，如今自己也有了孩子，才算把那一年的事，一点点咂摸出滋味。可越是咂摸，越不敢回想。我不敢想她是怎么熬过来的，尤其不敢想，我对她做过的那些事。
第一章
2008年的正月十七，大雪从腊月里就开始下，大伙儿都在说闹雪灾，电视台天天放，哪里的绿皮火车又停了，卡在半道上，镜头里黑压压的人扛着铺盖卷回不了家。青阳县靠江，雪也下下停停，一直没化利索。到正月十七这天，家属院的墙根底下还积着一溜灰雪，白天晒化一层，夜里又冻上，硬邦邦的，踩上去咯吱咯吱响。
我们家在水泥厂家属院，院子里一间大屋拿木板隔成两半，外头半间烧火做饭，里头半间摆床。我那张床靠着窗，窗户外是条巷子，巷子走到头，就是老街。
水泥厂家属院是个老建筑，离县里水泥厂还有段距离，要穿过整个老街。
天还没亮透，外头半间屋子就有了动静。堂屋里的煤炉封了一夜，妈妈正蹲在炉前，拿铁钩子把炉盖挑开。里面压着的煤球一见风，先是外面冒出一点红，然后里面的红慢慢透上来。妈妈小心地扇着扇子，又往炉上坐了口铝锅，锅里的水还是昨天剩的，锅底结着一圈白碱。妈妈搓了搓手，凑到炉口哈了口气，那气在炉前白了一小团，很快又散去。
一阵咳嗽声把我吵醒。这咳声从爸妈房里传来，先是沉闷地咳，压在喉咙里，粘痰死死地扒着喉咙，一声接一声，一下比一下重，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。我爸坐在床沿上，也不怕冷，光着膀子，一只手撑着膝盖，另一只手捂着脖子，肩膀随着咳嗽声一抖一抖。天才亮了个边，屋里视线不好，床头那个白瓷缸子他摸了两回才摸到，端起来喝一口，水顺着下颌淌到胸口，他也顾不上擦，就自顾自地灌着水。
妈妈掀帘子进来，手里端着碗热水，在床沿坐下，手背贴到他后背上，一下一下地拍。
“你这毛病，昨天在厂里烟瘾犯了？”
“没。”我爸喘匀了气，嗓子哑得不得了，“夜里凉，呛的。”
“呛的呛的，你天天呛。”妈妈把碗塞到他手里，“今儿别去了，我陪你上县医院拍个片子，听见没？”
我爸摆了摆手，穿上秋衣和羊毛衫，再把那件蓝工装从床头拎起来往身上套。这蓝工装洗得已经有一些发白，胳膊肘上还打了两块补丁，是妈妈拿旧布缝的，针脚细密。“拍啥片子，”他说，“粉磨车间里你去问问，老周、老孙、老赵，谁不咳？干了二十几年，谁肺里没二两灰。咳归咳，又不耽误吃饭睡觉，没大碍。”
“不耽误吃饭……”妈妈还要说，我爸已经站起身，弯腰去摸床底下的棉鞋。
“今儿十七了，孩子开学。”他说，“我这当爹的，开学第一天倒了？再说了，车间里活这么多，我不去，活儿谁顶。”
妈妈似乎是有些恼了，不吭声，径直出去做早饭。
我在床上又赖了一会儿，听着爸妈的声音反而睡得有些更香。里屋和外屋隔着一层木板，妈妈在外头忙活，锅铲碰着锅沿，“咵嚓”“咵嚓”，整个屋子里都飘着葱花炝锅的味儿，还有煎鸡蛋的味道。直到饿得肚子咕噜叫了一声，我才一骨碌爬起来。
外屋的那张折叠桌上，早饭已经摆好了。一屉馒头，是头天晚上剩下的，切成厚片在炉子上烤得焦黄；一碟咸菜丝，淋了点香油；中间一个白瓷碗，碗里卧着两个煎鸡蛋，上头漂着几点油星和葱花。我爸面前是一个掉了漆的铝饭盒，盒底铺了两个馒头、一筷子咸菜，盖上一块腐乳。这就是家里顶梁柱带去厂里的午饭。
妈妈把那碗鸡蛋推到我面前。
我二话不说，拿起筷子，把一个鸡蛋夹开，溏心的，蛋黄流出来，拌在碗底那点酱油里。我吃到一半，抬头看见妈妈就着咸菜啃馒头。
“你咋不吃蛋？”
“我不爱吃这溏心的，稀糊糊的。”妈妈说着，把那碗往我这边又推了推。
我瞅了她一眼，忽然把筷子伸过去，要把那个还没动的鸡蛋夹成两半。
“干啥？”
妈妈拿筷子头轻轻敲了一下我的碗沿：“妈不爱吃，你正长身子，这两个都不够你塞牙缝的。”
“那你上回还跟王婶念叨，说她家换的鸡蛋香，追着问人家是从哪个集上换来的。”
“我啥时候说了？”妈妈好气地瞪我一眼，眼角却弯了起来，“你这孩子，记性倒好。”她伸手把我夹蛋的筷子挡开，顺手把那个蛋整个摁进我碗里，“吃你的，再磨蹭，别说你爸，连你也该迟到了。”
我哦了一声，把另一个蛋也吃了。
我爸扒拉完早饭，把铝饭盒塞进帆布包，又从门后摘下棉大衣套上。棉大衣是早些年厂里发的，在水泥厂这么多年，现在灰扑扑的，看不出来之前是啥颜色，两个袖口磨得锃亮。他往脖子上绕了条围巾，又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口罩，粉磨车间的灰大，他上班一直戴着。
“爸。”
我嘴里嚼着馒头，说：“我们班刘健他爸，给他买了双新球鞋，白的，带个钩儿，说是县里专卖店才有的。”
我爸正在系鞋带，听了，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，又咳了两声，没抬头：“啥钩儿？”
“就那个……”我想了想，没想起来外国牌子怎么念，“反正跑得飞快，听说鞋底有弹簧。”
我爸笑了，笑起来又是一阵咳嗽，他摆了摆手：“鞋底还能有弹簧？你这孩子，让人家骗了。”
妈妈在刷锅，水声哗哗的，听了我的话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你鞋子也不少，开春了再说。”
“开春就没有了。”我嘟囔，“人家都有。”
“人家都有你就有？”妈妈把锅扣在灶台上，甩了甩手上的水，语气不重，“你先把书念好，书念好了，比啥都强。”
我低下头，努努嘴不说话了。这种话我听过太多回，现在听多了也不往心里去。
爸爸走到门口，又折回来，从帆布包里摸出个东西，搁在我桌上。是个木头削的小玩意儿——一只蝉，翅膀上刻了纹路，肚子底下装了两个小竹片，用橡皮筋绷着，一拧，搁在桌沿上，那蝉就一下一下地振翅膀，嗡嗡地响。
“昨儿夜里睡不着，给你削的。”我爸说，“别上课玩，听见没？”
我把木蝉攥在手里，心里头那点因为球鞋不痛快的劲儿，渐渐地也就没了。
爸爸这才推门出去，外面风很大，就像是课本里才学的呜咽声，风声夹着一声声咳嗽，越来越远。
我趴在窗台上看。天已经亮了，巷子里都是上班的人，灰蓝的、军绿的棉大衣，一辆一辆自行车从雪水里碾过去，车轱辘上甩着泥点。我爸推着那辆二八大杠，走在人群里，棉大衣的领子竖着，老远我也能认出那个背。水泥厂的烟囱在巷子尽头冒着白烟，烟让风一压，贴着老街的屋顶慢慢朝上爬，爬过结冰的屋檐，爬过电线杆子。打我记事儿起，这烟囱就没停过，这条街上家家户户烧的煤、走的路、男人女人们的饭碗，都和这根烟囱连着。
妈妈收拾得快，在衣柜前那面裂了道缝的镜子前站着，把头发拢到脑后，三绕两绕，拿一根黑皮筋扎成一条辫子。妈妈的头发又黑又密，垂到腰那儿，辫梢有一点黄，是早些时候烫过又剪了留下的。妈妈嫌麻烦，平时总这么扎着。镜子里那张脸清瘦，眉眼很淡，不笑的时候显得有点冷，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，脸颊上有个浅梨窝，周围人都说俏得很。妈妈三十六了，叫沈静思。妈妈在县三中教语文，代了六年课，还是个没转正的代课老师，相当于外包的，一个月挣六百块。
妈妈对着镜子抿了抿嘴唇，什么也不抹，然后把手在温水里洗了又洗，她搓了搓，再把手背上的水往挂在一边的棉袄上蹭了蹭。妈妈这双手长得好看，手指修长，一看就是捏粉笔、握笔杆的手。就是一到冬天，妈妈的手就会冻得有些红肿。
妈妈往身上套了件藏青色的旧棉袄，棉袄是外头裁缝铺做的，式样老，扣子一直系到领口。临出门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沓作业本，用红绳捆了，往我书包里塞了个军绿色的铝水壶，灌了大半壶热水。
“走了，小满。”妈妈站在门口催我。
我把木蝉塞进书包最里层，背上书包跟出去。
从家属院到县三中，走着去得二十来分钟。一出门，雪后的寒气就往脸上扑，我把脖子往棉袄里缩了缩。妈妈把布包挎在胳膊上，那捆作业本用红绳捆着，压在最上头，她一只手按着，怕雪水打湿，另一只手牵着我，自己走在靠路外侧的那一边。她走得快，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，嘴里哈出一团一团的白气，我步子短，得小跑两步才跟得上。
“踩着妈妈的脚印走，别往那没踩过的雪里踏，灌一鞋雪水。”妈妈回头看我一眼，往我这边让了让。
雪地里她的脚印一个挨一个，深深浅浅的，我就踩着那些脚印走，一脚一个，倒也省事。有自行车从边上过，铃一响，她牵着我的那只手就往下一紧，把我往她身边拽，等车过去了，才又松开。刚走出家属院大门，隔壁的王婶就从后头追上来了，手里攥着个纸条，一边跑一边系棉袄扣子。
“沈老师沈老师，等等我——”
妈妈站住了，回过头。
“我家那二丫头，”王婶气喘吁吁把纸条塞过来，“昨儿回来哭，说学校让交个啥证明，要派出所盖章，我去了，人家说差个学校的条子。你说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哪儿认得学校的人？”
妈妈接过纸条，扫了一眼，从兜里摸出那截断了半截的铅笔头，在纸条底下歪歪扭扭添了一行字，又从布包里掏出自己那方小印章，哈了口气，往上一摁。
“明儿上午你去教务处找刘主任，”妈妈把纸条递回去，“就说我沈静思让你去的，他上周还托我给他家小子补作文呢。盖了章，你直接去派出所，不用再来回跑。”
王婶接过纸条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：“哎呀这……这就中了？”
“中了。”妈妈笑了，“快去，晚了人下班。”
王婶千恩万谢地走了，一边走一边回头。我瞅着妈妈：“妈，你咋一句话就中了？”
“啥一句话。”妈妈把铅笔头塞回兜里，眼睛弯着，“妈在这学校都待了六年，谁家里啥情况，妈都清楚。走了，别真迟到。了”
街两边的早点摊支早就起来了，油条在锅里翻着，白雾腾起老高，一团一团扑到脸上，又散开。卖豆浆的老头冲妈妈打招呼：“沈老师，开学啦？”
“嗯，开学。”妈妈笑着应。
“喝碗豆浆不？”
“不了，赶时间。”
路过巷口那个糖糕摊子，油锅滋滋响，黄澄澄的糖糕翻着个，红糖顺着炸裂的皮往外冒香，甜香混着油烟，一阵一阵往鼻子里钻。妈妈脚步慢了半拍，眼睛往那边飘了一下，又赶紧收回来。
“妈，”我故意拖长了音，“你想吃糖糕不？”
“谁想吃。”妈妈立刻瞪我一眼，走得更快了，“那东西一股子生油味，腻人。快走，迟到了。”
我没拆穿她。上回我半夜起来撒尿，还看见妈妈就着灶屋那点余火，偷偷吃了小块糖糕，袋子藏在围裙口袋里，第二天早上倒炉子里烧了。
我们走过老石桥。桥面上让雪水一冻，滑得很，妈妈牵着我，让我贴着桥栏走，自己走到当间，一步一步探着下脚。桥下那条河结了薄冰，冰底下水还在流，发黑。桥那头是邮电局，门口立着一块大牌子，绿底白字，写着距离北京奥运还有多少天。我每次经过都要数一数，牌子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小，这回看了一眼，好像是一百六十来天。
“妈，”我问，“奥运是啥样？”
“就是全世界的人，都到咱们国家来比赛。”
“那外国人能来青阳县不？”
妈妈笑了，伸手把我被风吹起来的衣领按下去：“来不了，路太远。”
“你咋不教我班？”我又忽然问。
妈妈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过来我说的是学校。她教初二，没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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